李白诗的风格、艺术特色？

李白的诗风真的超带感！总的来说就是豪放洒脱、想象丰富，还特别自然不做作。他的诗给人的感觉就是又美又震撼，充满幻想和激情。
1. 他是浪漫主义扛把子：李白喜欢用夸张和想象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常常写些神仙、奇景啥的，感觉他脑子里总有各种天马行空的画面。
2. 想象力爆炸：他的脑洞开挂一样，一个画面接一个画面跳得飞起，意象切换超快，完全不按套路出牌。
3. 语言清新又爽快：他写诗不爱堆砌辞藻，干净利落又好看，像清风拂面一样舒服。
4. 爱用比喻和夸张：动不动就飞流直下三千尺，读起来贼带劲！
5. 风格豪迈飘逸：最爱用古体诗和绝句，节奏感超强，读着都忍不住跟着嗨起来！
李白是唐代顶流诗人，号青莲居士，人送外号谪仙人。他性格豪爽，爱喝酒、交朋友，诗大多都是喝high了写的。代表作有望庐山瀑布将进酒早发白帝城这些经典，全收录在李太白集里。跟杜甫并称大李杜，真的是神仙级人物！

李白期待的不是一般意义的进仕，他要做的是辅弼之臣———宰相一类的重臣。这一点已是很多学者的共识。如陈贻焮认为：“（李白）最大最主要、为他长期所追求而始终不渝的（目标）则只有一个———想做宰相。”［4］余恕诚认为李白向往着“由布衣跃升为帝王之师”。［1］（P151）
（二）社会理想
与“愿为辅弼”这样清晰明确的个人理想相比，李白的社会理想则显得复杂、隐晦得多，我们需要对其作品进行深入分析才能有所收获。
的部分清晰明确，即以成为辅弼之臣为主要目标，而关于国家、社会的部分则只有“寰区大定”之类笼统、模糊的表述，缺乏明确、具体的内容。之所以这样，一方面是由于当时社会错位的人才标准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与李白庞杂的思想体系有关。
关键词：李白
政治理想
成因
在李唐时代的大诗人中，李白无疑是最复杂的，对李白的研究也一直是古代文学研究的热点。李白毕生热衷于政治，因而研究政治对李白诗歌创作的影响很有必要，这方面已经有很多学者做过论述。［1］P150［2］［3］但在这些研究中，人们往往关注于具体政治事件对李白诗歌创作的影响。李白有为李唐王朝建功立业的强烈愿望并终身求仕，虽然遭受过很多打击和挫折，却矢志不渝，若无坚定的理想、信念支撑，是不太可能的。那么，李白的政治理想究竟是什么？
长期以来，学者们对李白的政治理想做过很多研究并有很多精彩的论述，但已有的研究也多是根据李白作品中的只言片语，认为李白的政治理想就是“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以下简称为《代》）、“济苍生”（《梁园吟》）。［4］但如果综合分析李白的有关作品，并结合李白一生所为，则会发现，李白的政治理想可能要复杂得多。简而言之，李白可能并没有形成一个明确、具体的政治理想，他的政治理想可能只是一种模糊的概念。本文力图在揭示李白政治理想本质的基础上，探讨这种政治理想的成因，从而进一步理解李白人生的悲剧性与文学创作的成功之间的巨大反差。由于李白是中国古代悲剧性文人的一个典型代表，因此本研究也期望能对其他悲剧性文人的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与借鉴意义。
一、李白的政治理想
所谓理想，是指人生的奋斗目标，是人们对未来的一种想象。对未来政治生活的美好想象即为政治理想，一般而言，政治理想当包括两个方面：个人理想，即期待自己在政治上的作为；社会理想，即向往的理想社会或治国方略。
（一）个人理想
李白在很多诗文中都表达了个人的政治理想，如“东山高卧时起来，欲济苍生应未晚”（《梁园吟》）①、“余亦草读诸葛武侯传书》）、“平明空间人，颇怀拯物情”（《五古·啸咤，思欲解世纷”（《赠何七判官昌浩》）、“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行路难三首其一》）。不难发现，李白对出仕有着极为强烈的愿望。可以说，进仕是李白政治理想的重要内容。李白在《代》中更是毫不掩饰地说出了自己的具体目标：“愿为辅弼”。
……吾与尔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申管
仲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
1.理想社会
我们首先分析李白向往的理想社会。同样是在《代》中，李白也描述了自己理想中的社会，他以“寰区大定，海县清一”来概括。这种描述与儒家类似，因此很多学者认为李白追求儒家理想的社会，即天下大同，施行王道仁政。如葛景春认为李白的政治理想和杜甫类似，就是“致吾君于尧舜”与“再复鲁道”。
“鲁道”指的正是儒家
理念中的理想社会。然而，“寰区大定，海县清一”毕竟只是一种天下太平的笼统概念，在未发现更明确表述之前，
［15］（P19）
武断地将其等同于儒家的理想社会，未免显得草率。
李白在另一篇作品《明堂赋》里赞美唐玄宗努力寻找治理天下之至道，要实现“几华婿之故乡”的理想。“华胥国”出自道家典籍《列子黄帝》篇，其特点是“自然而已”。华胥国·
与老子的“小国寡民”是有区别的，它是道家所推崇的另一种“天下大治”的社会。然而，若根据“华胥国”认定李白推崇道家的理想社会，则会面临很尴尬的局面。比如道家经典中的“华胥国”平等自然，否定君权（“其国无帅长”），这显然与李白多处表现出的忠君思想（如“霜凋逐臣发，日忆明光宫”（《鲁中送二从弟赴举之西京》）相矛盾。因此简单地认为李白追求的是道家理念中的理想社会同样显得草率。事实上，李白关于理想社会的表述，不管是“寰区大定，海县清一”还是“几华胥之故乡”，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都是一种笼统概念上的太平盛世。李白对此概念并无进一步的描述或诠释。因此，李白的理想社会是模糊不清的。
2.治国方略
李白所期待的治国方略通常认为更倾向于儒家的治国理念。这是因为在《代》文中，李白表现出“达则兼济天下”的济世思想（类似的表述很多，如《梁园吟》云：“东山高卧时起来，欲济苍生应未晚。”），这与儒家思想所倡导的积极入世的精神相符；同时，为“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李白期望能“奋其智能”，这无疑符合儒家积极作为的行事原则。但事实上李白作品中积极进取的态度并不能作为其儒家治国理念的依据。对此，徐中玉在为《李白思想研究》所作的序文中有专门论述，他认为一个人即使是大字不识的文盲，其人生态度也是“处于积极进取与消沉止足两者之间的若干状态之中”。

黄鹤楼》与《凤凰台》各具特色

--争辩李白、崔颢诗作孰优孰劣无甚意义

自从天宝年间李白遭受排挤愤而出游到金陵写下了《登金陵凤凰台》之后，历朝各代直至当今的诗论家们便反复再三、无完无了地将它与崔颢的《黄鹤楼》作思想上、艺术上诸多方面的比较、考究和评论，企图从中能得出到底是李优于崔还是崔劣于李的绝对的结论来。
例如，著有《沧浪诗话》的严羽就说，“当以崔颢《黄鹤楼》第一”；吴昌祺在评论《凤凰台》时也说它“岂能比肩《黄鹤楼》”（《删订唐诗解》）；刘克庄虽然貌似公允，以“真敌手棋也”论之（《后林诗话》）；王琦也和了稀泥，说什么“调当让崔，格则逊李”（《李白全集》注释），但刘、王的本意仍是要在李、崔之间评比一番、排个你前我后的。
而今人张孟麟先生则更以一反古人的姿态，直言不讳地声称要纠正前人的偏见，提出了“李诗超过崔诗”、“崔不如李”的“新颖”的立论。他的一篇文章的题目就直白为《李白〈登金陵凤凰台〉和崔颢〈黄鹤楼〉诗的优劣》。
其实，古人“抑李扬崔”也罢，今人如张先生“崇李抑崔”也罢，他们共同的谬误在于他们都忽视了这么重要的一点：《凤凰台》与《黄鹤楼》没有多少可比性。把不可比拟的物事牵强作比，永远也比不出个什么结果来，就象没有谁能指出杨玉环与谢飞燕哪一个更美些一样。《凤凰台》是《黄鹤楼》成篇多年以后，李白在远离“黄鹤楼”几千里之外的金陵写出来的，其写作时间、地点、景物和心态都与崔颢写《黄鹤楼》无一类同，毫不相干。本来就自在独立的诗篇，你老要比，怎么个比法？
如果把《黄鹤楼》与《凤凰台》作些具体而简略的分析，我们更可得知，各在固有的座标上熠熠生辉的名作是没有优劣胜负之分的。
先看看崔颢的。崔颢的《黄鹤楼》很多人都读过：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一般地说，登山临水的作品很容易落入俗套，甚难做好。崔颢写这首诗时，聪敏地预计到如果用平常的笔法是难于把这名闻遐迩的“黄鹤楼”写好的，就果敢地另辟蹊径，摆脱了传统的有关平仄、格律樊篱，凭借人所皆知的神话传说，在诗的开篇以突兀的起势连续调用三个“黄鹤”入诗。这样，既点了题，又出奇制胜地使全诗立即笼罩在强烈的抒情气氛中。而紧接下来的“白云千载空悠悠”，更进一步强e799bee5baa6e997aee7ad94e59b9ee7ad9431333332623339化和拓展了那种落寞的情思。仙人没有了，黄鹤也没有了，只剩下悠悠然飘落了千载的白云，那思古幽情的浓烈也就无以复加了。崔颢以这首半古半律的七言诗，空前绝后地成为中华诗歌园圃中一株卓尔不群的奇葩。
再把欣赏的眼光落在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上。《凤凰台》是诗人踯躅在失意的仕途上一篇感人肺腑的上乘之作。作为有着深刻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力的优秀篇章，它挺秀于常青的诗林中。诗云：
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
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
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
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李白在这首诗中，通过对曾经是六朝古都的金陵（也即是诗中所指的“吴宫”和“东晋”）的兴亡盛衰的历史变更作了令人黯然垂泪的描绘，并直击当时京都长安奸佞当道、邪臣蔽贤的现实，表达了一代诗魁忧国怀君、抚今悼古的深沉而凝重的情怀以及本人壮志未酬、抱负难寄的无奈和苦衷，使登临诗作跃上了一个新的高峰。《凤凰台》成了既区别于《黄鹤楼》又与之并驾的另一座烁古炫今的诗坛巨碑。
面对如此各具特色、各有千秋、各领风骚、各尽其妙的扛鼎力作，谁还好意思再去为它们分个什么高低深浅、谁甲谁乙吗？耿耿于怀为《凤凰台》、《黄鹤楼》排名坐次且喋喋不休者，窃以为可以歇一歇了

一篇文章供你参考，如果你需要概括后的请你再追问，我为你奉上。
《谈李白的政治抱负——从李白的诗歌作品看其政治才能》
一、李白的政治抱负
李白的政治抱负最集中地体现在他的《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不屈己，不干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区宇大定，海县清一……然后浮五湖，戏沧洲。”这是开元15年他在湖北安陆小寿山隐居时所立下的志向，也即他后来常说的“济苍生”、“安社稷”（《赠韦秘书子春》）。李白为实现这一理想奋斗了终生。
二、李白的政治才能
李白的政治才能是与他的政治活动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他的政治活动，以其奉诏翰林为为标志，分为前、中、后三期。
1、前期——仗剑远游，积极用世
这一时期是他政治才能的培养与准备期。
李白不愿走一般知识分子科举求仕的道路，他希望凭借自己的才华，“遍干诸侯”，得到地方官的赏识，推荐他进入朝廷。
天宝13年，25岁的李白经过长期的苦读后，“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上安州裴长史书》），开始了他的漫游生活。次年在江陵见到受三代皇帝旌表的著名道士司马承祯。司马见李白资质不凡，器宇轩昂，又读了他的诗，惊叹不已，称赞李白是“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使李白受到极大鼓舞，写下了《大鹏遇稀有鸟赋》（后改为《大鹏赋》）。在这篇赋中，诗人的化身——大鹏“一鼓一舞……五岳为之震荡，百川为之崩摧。激三千以崛起，向九万而迅征”，有“块视三山，杯观五湖”的雄伟气魄，羞与“蓬莱之黄鹄，苍梧之玄风”为伍的高尚情操，展现了诗人积极向上、昂扬热烈的进取精神。此赋当时就“传于世”（同上引），“时家藏一本”（魏万语）。李白的一生喜以大鹏自比，即始于此。
开元22年，韩朝宗出任荆州长史和襄阳刺史。他乐于奖掖后进，在士人中颇有口碑。时谚曰：“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李白也想“收名定价”于韩，于是写下了著名的《上韩朝宗书》，其中写自己：
“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历抵卿相。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王公大臣，许以义气。请日试万言，倚马可待。今天下以君侯为文章司命，人物之权衡，一经品题，便作佳士。而君侯何惜阶前盈尺之地，不使李白扬眉吐气、激昂青云耶？”
文章写得神采飞扬、掷地有声。可不知何故，这位“使海内俊杰奔走而归之”的韩大人偏偏对李白不予理睬，使李白大失所望。他虽然慨叹“古来圣贤皆寂寞”（《将进酒》），但也坚信“天生我才必有用”，这种乐观进取精神是他这一时期思想基础，也是他精神中最光辉的一面。
开元23年，李白西游。适玄宗狩猎，因上《大猎赋》。并通过拜见张说，结识了张之垍（玄宗驸马，时任卫尉，掌管仪仗。后为翰林学士）。在张的安排下，李白住在玉真公主别馆。因公主出游，未能谋面，写下了《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二首》：“吟咏思管、乐，……谁识经纶才？弹剑谢公子，无鱼良可哀。”表达了自己希望张卿引荐，为朝廷效力的心愿。张是个妒贤忌能的小人，李白遇人不察，在失望之馀，也流露出对张垍的些微不满，埋下了一生受挫的根苗。
在长安三年，李白写下著名的《蜀道难》。诗中的景物描写，既是蜀道的写实，又寄寓了李白探求政治道路遇到障碍的深切感受。由于诗人建功立业的理想依然没有着落，他愤然离开长安，写下了《行路难》三首：
“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弹琴作歌奏苦声，曳裾王门不称情。……昭王白骨萦蔓草，谁人更扫黄金台？行路难，归去来！”（之三）
初入长安的受挫，并未使李白失去信心，他坚信“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行路难》之一）、“东山高卧时起来，欲济苍生未应晚”（《梁园吟》）。
这一时期的李白，虽未能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但在长期漫游中结交了各方人士，饱览了祖国的大好河山，深刻体察了世事民情，创作了大量诗歌，名扬海内，为他后来奉诏入京打下了基础。
2、中期——奉诏入京，翰林供奉
这一时期既是他初步施展政治才能的蜜月期，又是对唐王朝黑暗政治失望的分水岭。
李白盼望的机会终于来了！
天宝元年（公元742年），玄宗下诏求才。在玉真公主的推荐下，玄宗下诏征召李白入京。接到诏书后，李白按捺不住内心的狂喜，挥毫写下了《南陵别儿童入京》：“……游说万乘苦不早，著鞭跨马涉远道。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多年积郁，一扫而空。
应该说，玄宗起初对李白确实很重视。朝见那天，降辇步迎，“以七宝床赐食于前，御
手调羹，”并说“卿本布衣，名为朕知。非素蓄道义，何至于此？”命李白为翰林待诏，替他草拟文诰诏书，还赐给他名马玉鞭。
天宝初年，可以称得上是李白的政治蜜月期。他常随玄宗去温泉狩猎，当场作赋歌颂“圣朝”的国威，“汉帝长杨苑，夸胡羽猎归。子云叨侍从，献赋有光辉。游赏摇天笔，承恩赐御衣。”（《温泉侍从归逢故人》）还写下了《宫中行乐词八首》、《清平调三章》等，虽是应制，却是以“长揖蒙垂国士恩，壮心剖出酬知己”的心情来写的。玄宗除欣赏李白的才华辞章，多有赏赐外，也经常与他讨论国家大事，据说李白曾为玄宗起草过《出师诏》、《和蕃书》等。他对友人说：“待我尽节报明主，然后相携卧白云。”（《驾去温泉宫后赠杨山人》）说明他是真心想为国家出一番力的。
李白的受宠，也引起了一些人的妒忌。又加上李白生性傲岸，得罪了权贵。他们抓住李白的不拘小节、经常醉酒一事向玄宗进谗言，据说玄宗本来要任命李白为中书舍人（掌管起草诏令、参与机密的官，通常由有文学资望者充任），由于张垍（即前诗提到的“张卿”）、高力士等人的屡屡进谗而搁浅，其中最致命的一条是“非廊庙器”，加上玄宗的本意也不过是把李白当作文学弄臣，为其歌功颂德，点缀他的太平盛世。玄宗听信了谗言，这件事自然就中止了。最初李白还蒙在鼓里，觉得玄宗不日还是赏识自己的，只是张垍、高力士这班小人作祟：“祟君王虽爱蛾眉好，无奈宫中妒杀人。”后来亦因自己每每在政治上议论不合，受到玄宗厌弃，“格言不入，帝用疏之。”故而“落羽辞金殿，孤鸣托绣衣。能言终见弃，还向陇西飞。”（《初出金门寻王侍御不遇咏壁上鹦鹉》）李白向玄宗说了什么，不得而知。此后两人的关系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杜甫《饮中八仙歌》中说他：“天子呼来不上船，自言臣是酒中仙。”有人把它解释成李白借醉酒不听玄宗召唤，似乎是有意为之，虽不可尽信，但李白确实有“一醉累月轻王侯”（《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的举动。由于李白经常在长安市上醉酒，给小人提供了口实，小人们趁机攻击他的行为举止与其身份不符（更印证了前面所谓的“非廊庙器”），还会泄露朝廷机密（这一点倒是说到玄宗心里去了），自此对李白更加疏远了。李白在翰林院读书时，读到陈子昂的诗：“青蝇一相点，白璧遂成冤。”（《宴胡楚真禁所》）愤然写道：“青蝇易相点，《白雪》难同调。本是疏散人，屡贻褊促诮。”（《翰林读书言怀呈集贤诸学士》），表达了对张垍之流的极度蔑视。他对朝廷的黑暗表示失望：“风吹芳兰折，日没鸟雀喧。”（《送裴十八图南归嵩山二首》）说自己也将“举手指飞鸿”（同上引），离开长安。果然，天宝3年3月，李白愤然上疏，请求还山。玄宗并未慰留，而是顺水推舟，以白“非廊庙器，优诏罢遣之。”（孟棨《本事诗》）——在赐金放还时，居然还把小人的恶意攻击当成一顶大帽子扣在李白头上，说明统治者的昏聩。
李白在翰林供奉的一年五个月中，看透了大唐政治的黑暗：“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古风五十九首》之十五）、“梧桐巢燕雀，枳棘栖鸳鸯”（《古风五十九首》之三十五）、“鸡聚族以争食，凤孤飞而无邻。蝘蜓嘲龙，鱼目混珠。嫫母衣锦，西施负薪”（《鸣皋歌送岑征君》）。对统治者有了清醒的认识。
3、后期——再度漫游，不忘报国
这一时期是他政治才能的自我实践期。
赐金放还的李白，曾一度消沉：“吾将营丹砂，永与世人别。”想要成为一名道士。天宝4年春，他与高适、杜甫在山东齐郡一同见到文坛前辈李邕，济世的热情再次燃起，写下了著名的《上李邕》一诗：“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以大鹏自况，表现出虽受挫折、仍不屈服的气概。“世人见我恒殊调，见余大言皆冷笑。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期望李邕不要象世俗之人一样轻视他。
离开东鲁，他前往吴越漫游。临行前，写下著名的《梦游天姥吟留别》。诗中表示出对权贵的极端蔑视：“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表现了诗人的铮铮傲骨。
第二个问题：：：：：：
李白的诗歌不仅具有典型的浪漫主义精神，而且从形象塑造、素材摄取、到体裁选择和各种艺术手法的运用，无不具有典型的浪漫主义艺术特征。
李白成功地在诗歌中塑造自我，强烈地表现自我，突出抒情主人公的独特个性，因而他的诗歌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特色。他喜欢采用雄奇的形象表现自我，在诗中毫不掩饰、也不加节制地抒发感情，表现他的喜怒哀乐。对权豪势要，他“手持一枝菊，调笑二千石”(《醉后寄崔侍御》二首之一);看到劳动人民艰辛劳作时，他“心摧泪如雨”。当社稷倾覆、民生涂炭时，他“过江誓流水，志在清中原。拔剑击前柱，悲歌难重论”(《南奔书怀》)，那样慷慨激昂;与朋友开怀畅饮时，“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山中与幽人对酌》)，又是那样天真直率。总之，他的诗活脱脱地表现了他豪放不羁的性格和俶傥不群的形象。
豪放是李白诗歌的主要特征。除了思想性格才情遭际诸因素外，李白诗歌采用的艺术表现手法和体裁结构也是形成他豪放飘逸风格的重要原因。善于凭借想象，以主观现客观是李白诗歌浪漫主义艺术手法的重要特征。他的想象，极其丰富，几乎篇篇有想象，甚至有的通篇运用多种多样的想象。现实事物、自然景观、神话传说、历史典故、梦中幻境，无不成为他想象的媒介。他常常借助想象，超越时空，将现实与梦境、仙境，把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交织一起，再现客观现实。他笔下的形象不是客观现实的直接反映，而是其内心主观世界的外化，艺术的真实。
李白诗歌的浪漫主义艺术手法之一是把拟人与比喻巧妙地结合起来，移情于物，将物比人。
李白诗歌的另一个浪漫主义艺术手法是抓住事情的某一特点，在生活真实的基础上，加以大胆的想象夸张。他的夸张不仅想象奇特，而且总是与具体事物相结合，夸张得那么自然，不露痕迹;那么大胆，又真实可信，起到突出形象、强化感情的作用。有时他还把大胆的夸张与鲜明的对比结合起来，通过加大艺术反差，加强艺术效果。
李白最擅长的体裁是七言歌行和绝句。七言歌行篇幅长、容量大，形式自由，宜于表达诗人矛盾复杂的思想，抒发奔放恣肆的才情，而李白的七言歌行又采用了大开大合、跳跃宕荡的结构。诗的开头常突兀如狂飙骤起，而诗的中间形象转换倏忽，往往省略过渡照应，似无迹可循，诗的结尾多在感情高潮处戛然而止。
李白的五七言绝句，更多地代表了他的诗歌清新明丽的风格。如《早发白帝城》、《送孟浩然之广陵》等，妙在“只眼前景、口头语、而有弦外音、味外味，使人神远。”(《说诗晬语》上)
李白诗歌的语言，有的清新如同口语，有的豪放，不拘声律，近于散文，但都统一在“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自然美之中。这和他自觉地追求自然美有关。他继承陈子昂的文学主张，以恢复诗骚传统为已任，曾说“梁陈以来，艳薄斯极，沈休文又尚以声律，将复古道，非我而谁欤?”(孟棨《本事诗·高逸》)他崇尚“清真”，讽刺“雕虫丧天真”的丑女效颦，邯郸学步。他的诗歌语言的自然美又是他认真学习民歌明白通俗的特点的结果，明白如话，通俗生动。